小燕文学

第十九章 作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行为原则（第2页）

法律是人为制定出来的，而习俗却是启迪的结果。与习俗关系更大的，是普遍精神；与法律关系更大的，是具体制度。彻底推翻普遍精神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改变具体制度的危险程度。

在某些国家里，所有人都既超过又不如别人，既专制待人又被人专制对待。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来往，比随处享有自由的国家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少，其习俗和行为原则的变化也相对更少。如果行为原则比较固定，就跟法律相差无几了。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君主或立法者越少触碰越好。

这些国家的妇女，一般都深居简出，没有资格插手任何事情。在其他一些国家里，男女之间可以进行较多的往来，而且，招人喜欢和被人取悦的愿望，妇女们都具有，因此，这些国家的行为原则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现在，由于互相之间的侵蚀，男女两性所特有的基本品质，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人们可以随意安排那些以前通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826]。于是，人民的行为原则一天天地变样。

第十三节中国人的行为原则

然而，中国的行为原则向来稳定，似乎从未改变过。在中国，妇女和男人的互相隔离，是不可逾越的。而且，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在学校也设有课程。一个文人的身份，完全可以从行礼时的典雅来断定，而且不容置疑[827]。一旦有严厉的老师教授了这些东西，它们就成为牢固的、不容变更的道德准则。

第十四节怎样才算自然地更改一个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

前面已经说过，立法者所制定的具体而精确的制度，就是法律；一个国家的一般性制度，就是其习俗和行为原则。因此，未免太过专断强权之嫌，人们不应该借助法律手段来实现改变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愿望。然而，非要改变习俗和行为原则，倒是有一个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助另一种习俗和行为原则。

因此，如果一位君主想在国内促成一场大变革，那就应该借助新的法律改变原有的法律，借助新的习俗改变原有的习俗；倘若企图用新的法律改变原有的习俗，那么效果会很差。

俄罗斯的专横表现有：通过法律强行让人民剪短胡子和上衣、彼得一世命令进城者一律将长袍裁至与膝盖齐平。通过刑罚的手段，可以预防犯罪，但要改变行为原则，却要发挥典型的作用。

这位君主对国家的看法是很糟糕的，他认为人民是愚蠢不堪的，可事实不是那样。表明这些的正是——后来[828]这个国家迅速得到治理，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实际上，他的那些专横手段是无效的，要达到同样目的，也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手段。

发挥事实的说服力进行改革，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以往被深锁在后院的妇女就是奴隶。请她们来到宫廷，配给她们日耳曼式的服装和织物，这种做法可以让女性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男性应拿这种生活方式与女性共享，因为它很能满足妇女的情趣、虚荣和欲望。

民族之间的混合和讨伐而非气候促成了当时的习俗，因此，要改变这些习俗，并不是多大的难事。甚至彼得一世自己都意外地发现，当他把欧洲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引进一个欧洲国家时，竟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了改革。影响一种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所有因素，首推气候因素，因此，他那改变人民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愿望，不必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人民一般是舍不得放弃自己原有习俗的，因此，通过专横手段令他们放弃，就会把不幸带给他们。他们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只能被引导着发生改变。

一切并非不可或缺的惩罚，都属于暴戾专横主义。法律这种行为，不是只凭借权力的，法律不应该触碰那些在固有性质上就属于不怎么重要的事情。

第十五节家庭管理是怎样影响国家治理的

俄罗斯政体的改变，与妇女习俗的改变有关，这是不用怀疑的。事物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有对妇女的奴役，则必有君主的专制主义；妇女是自由的，君主政体的精神必将是一种不同的样子。

第十六节支配人的各项原则是怎样被某些立法者混淆的

法律从没有确立过作为习惯性行为的习俗和行为原则，也不能或不愿意确立它们。

法律与习俗和行为原则的区别在于：法律确立规范的重点，是公民的行为；习俗确立规范的重点，是人的行为。习俗关系到的，主要是内心活动；行为原则关系到的，主要是外在行为表现。

这些东西如果共同纳入一个国家，可能有时会难以区分[829]。莱库古只制定了一部法典就囊括了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三者，中国的立法者也有这种表现。

在斯巴达和中国，习俗代表法律，行为原则代表习俗，因此，我们不必奇怪他们的立法者混淆了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

让人民一直过太平日子，是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的。他们提出的要求有：每个人都蒙受着他人的许多恩惠，也在某一方面依赖他人，这些时刻不能忘记，且要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中国立法者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礼仪规范，涵盖范围达到了最广。

中国的一个良好办法是，让村民[830]和地位高贵者同样有教养。这样一来，人民宽厚的性情就养成了，太平景象和社会秩序得到维持，凶狠之心所产生的一切邪恶，也随之消除了。不用教养规范来加以约束，的确无异于对邪恶的放纵。

就这一点说，教养比礼貌重要；礼貌会成全他人的邪恶，而如果一个人有了教养，其邪恶就不会显露出来。教养对人与人交往的作用，如同是一道墙，人们之间的互相侵蚀，被它制止住了。

在习俗方面，制定了严格制度的莱库古却没有忽略教养。他所采取的鼓舞人民的手段，是好战精神。有些人总是扮演着施惩者和被惩者、教导者和被教导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纯朴而坚毅，互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报以美德，而非互相尊重。

第十七节中国政体的特色

中国立法者不仅做了这些[831]。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被中国立法者糅合成了伦理与美德。所谓的礼仪，指的就是有关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的训导，由于对礼仪最严格的遵守，中国的政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中国人对礼仪的学习，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对礼仪的践行则毕其一生。礼仪的教授工作由文人去做，倡导工作则由官员负责。礼仪包含了生活的每个方面和一切细节。中国人想要十分太平的生活，找到恪遵礼仪的方法即可。

中国相当复杂的书法，使中国人为了全身心投入礼仪而耗费了大半辈子[832]的时间，因为礼仪充满了需要认读的书籍。相比知识性的东西，礼仪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而更容易打动人心，因为它没有任何宗教成分，完全由简单的日常行为准则组成。由于这两个原因，礼仪轻而易举地深入了中国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在治国方面，有些君主想要确立良好的行为原则，却诉诸刑罚而拒绝礼仪，然而刑罚其实不能达到那种目的。刑罚手段完全可以驱逐一个抛弃良好行为原则的犯法者，可是法不责众，良好的行为原则，即便驱逐所有这样的犯法者也不能树立起来。普遍弊病的多种后果，刑罚都能遏制住，可是，病害本身却不是刑罚能够消除的。因此，中国人一旦放弃了他们的政体原则和道德原则，国家将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并随之爆发革命。

第十八节从上一节延伸出来的问题

因此，中国丢掉自己法律的原因，不是它被外族征服。要把中国的习俗、行为原则、法律和宗教这些东西一一分辨开来，是很难办到的，因此，要全部改变它们，也是不可能的。在被征服者的国家实行变革，只能有它自己主动改变和由征服者来改变这两个选择。中国变革的主动一方，向来都是征服者。中国当地人的行为原则、法律和宗教，与外来征服者的行为原则、法律和宗教互相冲突，所以他们不会去主动改变；相比征服者向被征服者屈服，更容易做到的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屈服。

还有，基督教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国传播开来[833]，这是一件更为可悲的事。中国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将被基督教如下所有事项推翻，有了它们，中国人的宗教和法律亦将面临危险：妇女要立誓保持自己的贞操、教堂是集会的地方、与神职人员往来、对神圣事宜的参与、面对面一对一的忏悔、涂油礼、男人不能纳妾等。

由于慈善事业、公开的礼拜和共同举行的圣事，基督教似乎有一切联系在一起的要求，而中国人的要求则似乎是一切独立，彼此不相连属。

比较平和的政体都能与基督教良好地彼此互容，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而专制主义精神一般是要求一切分离[834]的。

第十九节中国人如何将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融为一体

中国立法者立法治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天下太平。他们所看到的确保天下太平的有效方法，就是无条件地遵从法令。他们进而感觉到，对父亲的敬爱[835]应当得到激励，因此，他们竭尽全力去实践这一点。于是，无数的礼仪和程序被他们制定出来，一位父亲无论在世还是已故，都会受到子女的敬爱。如果父亲在世时都不知敬爱和赡养，死后祭祀事宜就更不可能了。后者密切关系到宗教，前者密切关系到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然而，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都属于同一部法典。法典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谈到对父亲的敬爱，势必要谈到对年长者、老师、官员和皇帝等人的敬爱，这些身份可看成与父亲相等。敬爱父亲，父亲作为回报一般会关爱子女。同样，年长者、官员和皇帝也有回报，即给年幼者、下属和臣民以关爱。该民族之普遍精神的礼仪，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我们将感觉到中国的基本政制也许离不开那些看似最次要的东西。中华帝国之建构基础，就是治家理念。对父权的削弱，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比如废除表达尊重父权的礼仪，也与不再敬爱父母官相差不远了。官吏原本应该对百姓视如己出，削弱父权之后却不再关爱百姓，君主也慢慢地不再关爱臣民，而臣民也开始不爱戴君主。削减父权随意的一项内容，都意味着挖国家的墙脚。诸如儿媳每天清早就去侍奉婆婆一类的日常琐事，本身确实无关紧要，但如果想到它们的作用是唤起一种必须深藏内心的、构成中国治国精神的感情，我们就会明白任何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忽视。

第二十节对中国的一种反常现象的解释

完全听从礼仪行事的中国人却是世上最奸猾的民族，必须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最能激发出人之诚信的活动，要属贸易活动，然而中国人进行贸易时从不表现出诚信，而是经常表现出奸猾。买东西的人需要自带衡器[836]，而每个商人都备有重[837]、轻、公平三种秤。进货用重秤，卖出产品用轻秤，如果顾客有所防备，才用公平秤。关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我想我能解释得通。

百姓服从而不闹事，百姓勤奋又不怕苦——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这两种品质是他们脆弱生活的保障——是中国立法者的两个目标。每个人都甘愿服从和劳动，意味着国家将出现良好的形势。中国的法律没有提出控制人人唯利是图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者是必然结果，或者是气候的原因——的办法。它只禁止了所有通过暴力牟利的行为，却没有制止任何偷奸耍滑牟利的行为。中国人的道德和欧洲人的道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管是谁，只要他身处中国，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是他必须要关注的[838]。斯巴达不禁止偷窃，而中国则默许欺骗，如果骗子都已经无限关注自己的利益了，欺骗对象就更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原本就应该想到。

第二十一节法律与习俗和行为原则产生关系的方式

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是彼此分离的，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需要特殊的制度。它们之间虽然互相独立，某些重大关系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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