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燕文学

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在法律方面的封建思想与构建君主政体的联系（第3页）

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税”和“赋”这两个词因为遭到滥用以致概念模糊起来。当近代某些别出心裁的作者在当时的书籍中看到“税”这个词，便将它和罗马人的“税”混为一谈，以致法国最初两个朝代的皇帝成了罗马皇帝的翻版，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完全遵循了罗马帝国的行政体系[1753]。这些作者看到加洛林王朝时期征收的税赋因为某些突发情况或改变而变成了另外一种税[1754]，就推断这些税赋和罗马人过去的税赋毫无二致。国王的权力因为近代的某些规则而变得不可侵犯，他们看到此种情况，便说这种税赋和罗马过去的税一样不受国王天然权力的制约，所以绝对属于侵犯。他们的言论，我准备只说这些，不做更多说明了。

将现代的各种概念无一例外地放到早已逝去的古代，这种解读方式是造成误解的根源，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埃及祭司曾经和梭伦说过一句话：“啊，雅典人，你们还没长大。”我想将这句话送给那些试图为各种旧事物赋予现代特性的人。

第十五节征税的对象只有奴隶，没有自由民

某些规定显示，向农奴征税的既有国王，又有神职人员和领主。维利斯敕令表明国王征收此种税赋，蛮族法典[1755]表明神职人员征收此种税赋，查理曼的相关条令[1756]表明领主征收此种税赋。这些被叫作“税”的税赋，不是财政税，而是经济税；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和公共税收毫无关系。

以农奴为征收对象的这种税是税赋的一种，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通过马库尔弗的一项规定，大家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份文件含有国王的一项规定：没有在纳税登记簿中登记名字的天然的自由民，可以成为教士[1757]。查理曼曾向自己派驻撒克逊的一位伯爵下令说，既然撒克逊人信仰基督教，那么可以赐予他们自由。这道敕令，事实上也是一项自由宪章[1758]，同样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查理曼让公民重新获得自由，让他们不用继续缴税[1759]。所以，就像自由民的身份意味着不需要缴税一样，奴隶的身份意味着需要缴税。

查理曼还有另外一道让流落法兰西的西班牙人获益的敕令[1760]，按照这道敕令，伯爵们无权向这些西班牙人收税，也不能侵占他们的土地。在法兰西，外国人一直被当作奴隶，这是人人皆知的，可查理曼却要求人们将他们当作自由民，不仅如此，还为他们提供土地，且无须他们缴税。

秃头查理也有一道敕令为西班牙人提供了好处，按照这道敕令，西班牙人和法兰克人享受同等待遇，且无须缴税。由此可知，自由民确实无须缴税。

有些国王或教会的垦荒者为了避税，便将自己份地内的土地卖给了教士或与之地位相当的人，只留个茅屋给自己。珀斯特敕令第三十条要求人们恢复旧状，以遏制此种弊端。由此可知，税确实是以奴隶为征收对象的一种赋。

这造成了另外一种情况：在法兰西王国，没有哪种税是大家都要缴纳的。这是很多著作中写明了的。有这样一道敕令[1761]：过去的合法征税区[1762]继续征收国王税。通过这道敕令，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查理曼有一道颁布给各省使臣的敕令[1763]，要求他们严查过去所有由国王征收的税赋，通过这道敕令我们又可以看出什么？在另外一道敕令[1764]中，他还对纳税人缴纳的税赋进行了处置，从这我们又能看出什么？有位作者如此写道：“一块我们习惯对其征税的土地[1765]，若是有人得到了它……”从这句话中，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最后，还有一份和秃头查理有关的文件[1766]，他在这份文件中说有些土地向来都由国王负责征税[1767]，这又是什么意思？

有些文件貌似和我的观点相反，其实恰好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这点需要注意。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提供车架是国内自由民唯一的义务。此种义务在我刚刚引用的文件中也被称为缴税，可是在这些文件中，这种税和奴隶缴纳的税是截然不同的。

除此之外，珀斯特敕令[1768]还说有些法兰克人在遭遇饥荒时，为了有钱缴税以保住自己的人头和茅屋，会出卖自身[1769]。通过国王敕令获得自由的人[1770]，往往无法彻底摆脱奴隶的身份[1771]，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这也是国王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赎身的原因，而此间我们说到的这些人，就是这种人。

有些人坚信有一种以罗马人的行政管理体系为根源的、面向所有人的税，并以此为依据，认为领主的税同样是侵占的结果，这种观点必须根除。如果不去想“税”这个词有没有被用错，那法兰西王国的税，其实只是主人向奴隶征收的一种特殊的税。

我在前面援引了这么多文献，读者们一定觉得非常厌烦了吧，请原谅我吧。我会这么啰唆，和迪波教士的《在高卢建立法兰西君主国》一直在我跟前放着有很大关系。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知名学者的一本坏书更能阻碍知识的发展呢？毕竟传播真理的过程，是从答疑解惑开始的。

第十六节臣属或附庸

和国王一起参战的那些日耳曼志愿者，我在前面有提到过。直到战争结束，这一风俗也未改变。这种人在塔西佗口中是仆从[1772]，在萨利克法中被称为国王的死忠[1773]，在马尔库弗口中是忠于国王者[1774]，在法国最早的历史学家口中被称为忠臣或家仆[1775]，在之后的历史学家口中则是领主或附庸[1776]。

在萨利克法和李普艾尔法中，有关法兰克人的条款非常多，可涉及国王臣属的条款却非常少。为什么对国王的臣属和其他法兰克人区别对待？因为臣属的财产不是个人财产，是属于军队的，遵循的是政治法而非公民法。

这些臣子持有的财产，在各个时代不同作者的笔下，有国库资产[1777]、封赏、恩赐、采地等不同的叫法。

毋庸置疑，采地起初是可以收回的[1778]。图尔的格雷瓜尔说[1779]，除了个人的产业，苏纳基希尔和伽勒曼的采地失去了一切原本可以从国库得到的东西。希尔德贝能够登上王位，他的叔父贡特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登基时，贡特朗曾经和他私下谈过，告诉他谁可以得到采地，谁的采地又该收回[1780]。马库尔弗有条法律规定，国王既可以用自己国库的财产进行赏赐，也可以用他人金库里的财产进行赏赐[1781]。此种赏赐和产权在伦巴第法中有着极大的差异[1782]。在这件事上，历史著作、法典和所有蛮族法律的观点是相同的。按照《采地概要》作者们的说法[1783]，一开始领主想何时收回采地就能何时收回采地，后来规定一年之后方可收回采地，最后又改成采地永远不可收回[1784]。

第十七节自由民的兵役

需要服兵役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附庸及其附庸，他们拿着领主的采地，自然要随领主征战沙场；另一种是拥有自由的法兰克人、罗马人和高卢人，他们之所以参军为的是伯爵，伯爵或伯爵派出的将领，将是他们的头领。

什么样的人算是自由民？首先他们得没有得到过赏赐或采地，再者，他们的耕作行为不能是被压迫的结果，他们拥有自由地。

伯爵将自由民征召到一起，将他们带往战场[1785]。伯爵手下有两位督军[1786]和众多百人长，所有自由民以百为单位分别由百人长管理，若干由百人组成的队伍叫作镇，百人长负责带领镇内的自由民和百人队中的自由民战斗[1787]。

直至法兰克人移居高卢，才有了百人队这种体制。为了让每个地区都能自己解决当地的抢劫、偷盗事件，克洛泰尔和希尔德贝启用了此种体制，此事他们在自己的敕令中提到过[1788]。这种体制直到今天在英国仍未消失。

战斗时，伯爵统领的是自由民，附庸统领的是他们的附庸及附庸的附庸，主教、教士或他们的使者[1789]带领的是他们的附庸[1790]。

主教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插手战争[1791]，觉得非常尴尬，于是向查理曼申请不再参与战斗。但是等他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之后，他们又觉得这让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拥护而抱怨不休。查理曼没办法，只得申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无论如何，当主教们撤离战场之后，我发现替他们统御附庸的不是伯爵，而是国王或国王指派的心腹[1792]。

怯懦者路易有一道敕令[1793]将附庸分成了三种：国王的、主教的、领主的。除非领主或臣属因为某种原因实在无法带领附庸作战，否则不会由伯爵统战[1794]。但是，带领臣属征战的又是谁呢？自然是国王，家臣素来听命于国王，这点毋庸置疑。为什么在敕令中国王的附庸和主教的附庸总是彼此对立[1795]，原因就在这里。每个君主都能征善战，既骄傲又高贵，不要以为他们亲赴战场是想争夺主教的兵马，或者和这些人同生共死。

不过，家臣同样需要带领自己的附庸和附庸的附庸去战场上厮杀，这是某道敕令写明了的。在这道敕令中，查理曼规定，任何人只要拥有的份地达到四个，无论这些地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赏给他的，他都要参军或随领主出征。

查理曼的意思明显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他应该随从伯爵出征；如果有领主赏赐的土地，他应该随从领主参战。

但是，迪波教士[1796]却以西哥特法和西哥特人的做法为依据，非说敕令中提及的归领主统御的男人，指的是奴隶。事实上，他应该参考的是敕令。他的观点和我刚刚引用的敕令明显相悖。自由民愿意选择哪个领主或国王，就选哪个领主或国王，这是秃头查理和他的兄弟约定好的，和这一规定相符的规定还有很多。

所以，士兵的来源有三种：一种是国王的臣属统领的部队、臣属的臣属统领的部队；一种是主教或教士及其附庸统领的部队；还有一种是伯爵带领的由自由民组成的队伍。

我认为伯爵可以统御附庸，因为特定战场的指挥者必然要听命于整个战场的指挥者。

我们发现，伯爵和国王的使者有权对没有践行采地职责的人进行惩处，要求他们缴纳罚金。同样的，除非国王的附庸申请由国王亲自处罚，否则当他们做下劫掠之事[1797]，伯爵有权处罚他们。

第十八节两份工作

法兰西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军事上的长官和在司法上的长官是一个人。怯懦者路易815年的敕令之所以规定[1798]，伯爵不仅对自由民有军事权，也有司法权，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伯爵——这个将自由民带往战场的人——的法庭[1799]，也被称为自由民的法庭[1800]。只有伯爵的法庭有权审理事涉自由的案件，涉案官员的法庭无此权限，这项原则或许就是由此产生的。伯爵对主教或教士的附庸不具有司法权，所以统领这些人出征的不能是伯爵[1801]；统领家臣的附庸的附庸的人，也不能是伯爵。所以，英国的法律词典[1802]才会注明[1803]，诺曼人将撒克逊人口中的克卜尔称为伯爵或家臣，因为他们和国王一样，可以享用司法罚金。所以，我们认为，对领主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征战沙场及在他的法庭上对臣属进行审判[1804]，都是附庸应尽的义务。

要说司法权和指挥权为什么没有分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战斗的指挥者除了作战，还有一项工作，即征税——让自由民为战斗提供车辆，处理我将谈到的一些司法所得。

就像在自己的采地上，领主享有司法权一样，在伯爵的领地内，伯爵也有司法权。因为采地和伯爵的领地遵循相同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措施，所以每当采地发生变革，伯爵的领地也会发生变革。总之，在伯爵的领地上，伯爵就是领主，而在采地上，领主同样是伯爵。

不要以为伯爵属于司法官员、公爵属于武将，那是错的，事实上，不管是伯爵，还是公爵，都同时兼具民事官员和君主官员的职责[1805]。虽然弗雷德伽尤斯说，有很多伯爵不受公爵管辖[1806]，但我们仍然要说，几个伯爵同时听命于一个公爵，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

官员同时拥有军事权、司法权、民事权，甚至征税权，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人想到法兰克人的政治体制必定非常暴虐。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是专制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

土耳其的帕夏虽然可以独立审理案件[1807]，但伯爵不是如此。每次开审，当地的知名之士都会和他们一起召开审讯会议，或者共同主持刑事法庭[1808]。

为了让大家清楚蛮族法、法律和敕令对审讯做了何种规定，我要和大家说，伯爵、伯爵领地的管事和百人长拥有相同的职责[1809]。法官、助理法官和司法助理，虽然名称不同，但指代的人是相同的，他们通常有七个人，是伯爵的代表。因为最少也要由十二名官员参与审判，所以当人手不足时，会请知名人士予以补充[1810]。

可是，任何拥有控制权的人都不会独自审讯，不管这个人是国王，还是伯爵；是伯爵领地的管事、百人长，还是领主或教士。虽然采地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这种形成于日耳曼尼亚森林的旧习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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