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燕文学

寻梦芦花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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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芦花荡

（一）

有的人愿意回忆幸福，有的人愿意咀嚼莕难。这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不同而产生的强烈反差。我属于后者，这不是自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安排。不知因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近梦，所有的梦境都非常遥远：在大山山腹中挖煤；在风雪道路中的跋涉；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卢花蕩中，衣衫褴褛的我背负着重荷蹒跚而行。垵说，噩梦醒来之后，是不愿意反复回味那充满了血色的梦境的……我属于一个例外，不仅难以割舍更深残梦，还对那片淹埋了我青春岁月的土地，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

因而，当此世纪之交，我重访那片“芦花放白燕子飞”的劳改故地时，我的思绪可谓西感交集。1967年至1999年，在32个流逝过去的年头里，我不知在梦中与它相会了多少次；甚至夜宿在莱茵河横流而过的波恩时，可能是莱茵河波光水影的刺激之故，梦里居然出现了环绕这片芦花荡的金钟河。町是，当我重访这片芦花拂面的土地时，我感到了感情上的失落。这种失落不是黛玉悲秋式的感伤，而是记忆中美好东西移位了的痛惜。昔日流淌在劳改农场边缘的金钟河，河水虽然仍在滚滚东流，可是河面上不见了片片帆影，那帆影曾是那个年代我心灵的惟一慰藉一因为那片片帆影是通往“自由世界”的，我常常面对飘逸在水面上的帆影产生梦幻。1979年平反以后，我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就是描述我心中的那片帆影的。当年，北大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在身陷囹圄后，因为老婆离婚，孩子无处可去，不得不把他幼小的孩子，也带到劳改队里来。按说，监管单位是不许带娃儿进瓮的，不知是哪位仁慈的狱政首长，竞然收留了那个娃儿；于是那个可怜的娃儿，在人间的最底层，成了人性聚光的焦点。烧锅炉的老右邓成，在严寒的冬日，总是把热热的炉渣，往那个娃儿住的屋子里倾倒，以给这只雏乌增加一点热量。当时正是大饥荒年代，一个被关进劳改队的小蟊贼，因为偷了别人的食品，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不是为了饱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而行窃，他是为这个娃儿的肚饥而施展神偷。这个故事早已封尘了多年，可是在90年代，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来信，原来是黄继忠写来的，他如今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信中内容就是谈及《远去的白帆》，他对一个中国作家的笔墨良知，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应该受到尊敬的是我吗？不！是苦难岁月中人类对弱小共有的怜悯和同情，有资格接受黄继忠这份敬意的，首先应该是敢于收留下那个娃儿的监政头头，是类似邓成众多雪中送炭的同类，还有那个忍辱负重给雏鸟喂食的窃贼；我只不过将那凄美的故事，用笔展示给读者而已。仔细回忆起来，这片北国的大芦花荡，深藏着冰与火同流的乐章。说它是冰，那儿是专政机器，人性是受到强力制约实属自然而然；其中最为冰冷的是在重压下的豆萁相煎，知识分子中有的受老祖宗流传至今的愚忠影响，有的则出于个人争取早日出瓮的目的，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自我杀戮的悲剧。那虽然是不见刀光剑影、兵不血刃的战争，但是给后人不知留下了多少有待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课题。面对着这片秋风中肃立的芦花荡，我联想起文革浩劫，不只是神喻的功力，民族的残缺……包括相当部分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品格，都是文革之火的助燃剂。说它是火，尽管这里是社会的最底层，舂水依然在冰层下流，人类的美好良知良能，并没有被政治功利吞噬到一无所有。我在《死亡游戏》中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类人物，他们对一切都十分清楚，有的以死抗争，有的在豆萁相煎中则缄默无语。比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韩大钧，在那个年代常常是蹲禁闭号中的一个；再比如来自北大数学系的髙材生一今任四川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民、全同人大代表的杨路，是一直抗拒1957年结论中的另一个。当然，在那个非正常的历史年代里，他们都为此承受了比一般同类更为沉重的灾难。正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坚，支撑过了那个沉重的时代。不是吗？不然的话，黄继忠和他那个娃儿，何以会在饥饿年代活过来，历经20年的苦难后電新步人新的生活？！

我寻觅原来在这里的狱政干部，他们都离开这片芦花荡了。据接待我的监狱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些人已经作占，有的人冋到了京城。细想起来，当年那些监管过老右的干部，活得也挺艰难的，不管他们当年对流放到这儿的知识分子，是属于阎王型还是属于菩萨型，都要在这片荒芜的芦花荡里陪伴着不断轮换的囚徒度日，一年又——年的轮回，直到白了发鬂告老退休为止。陪同我同去芦花荡访故的青年作家邱华栋、傅光明，对这片地处北国神奇的芦花荡，只能感悟到荒芜的神奇；与我同行的现代文学馆的摄像师，也只能在这儿看到难以寻觅的芦花荡的风景；我则认知这儿的每一根芦苇身上，都刻有中国历史的无字经文。因而当晚上狱政干部招待我们吃螃蟹的时候，我无心吃那些河蟹。此时正是十月菊黄蟹肥的时日，但是我感到胃口早已饱和……这大概是因为昔日的苦涩反刍，塞满了我心扉之故吧！

一辆监狱局的车子，拉着我们东觅西寻，落日西沉下的大墙电网，更显示出它的铁与血的冷色。我的有些同类，在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中，在这里过早地走究了人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像是落叶随风般沧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冬季。那冰雪的冷色不仅健壮了我的肌肉，更洗涤了我的灵魂。我想：如果我没有穿越漫长冬季的经历，我将一无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苦逾给了我的不仅仅是真知，还给了我做人行文的一把律尺，也算是一种巧合，技待我们的那位年轻的狱政干部，曾经读过我的回忆录《走向混沌》，因而也算是书中的相知，可能是缘于此故吧，他多多少少有点拘谨。其实他是这个年代的狱警，与过去的时代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为了淡化这种本能产生的距离，在当天晚上我参加孓监狱招待所举办的“卡拉OK”。邱华栋与傅光明演唱的都是现代流行歌曲，邱华栋还兴奋地跳起了迪斯科，我则放开喉咙，髙歌了一曲《三套车》。

冰雪笼革着伏尔加河，

雪原上跑着三套车……

歌罢，我十分惬意。这不是由于我的歌声，贏得了掌声，而是那赶车人正是我和我的同类的影子。我不记得是哪位先哲的话了，他说苦难是追随着人类的背影，如果一个行者能够穿越苦难，并对走过的路反复咀嚼，背影就会和行者的躯体变换位置，而成为行者的先知和导师。

这话说得是何等正确。

为此，我要感谢这片缥缈无垠的大芦花荡。

（二）

芦花翻白燕子飞的十月，我走进魂牵梦萦的大芦花荡。在这北囯无涯的芦花荡里，不仅留下我个人的生命咏叹，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曾在这里劳改流放，演绎过一曲曲悲情乐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乘着1979年的春风，像芦花飞絮一般飞回了故里；但是也有不少文化精英，没能熬到“三中全会”，把白骨埋葬在了这片令人感伤的芦花荡里。

能来故地重访，完全出于偶然。金秋十月，天津监狱管理局邀请我带几个作家，到天津监狱看看今天的监狱。其理由是我曾是个过来人，对今昔的监狱能有一把衡量的尺。我应尸卩来，并带了邱华栋、傅光明等几位青年作家，走访了天津现代化的监狱之后，顺访我曾经驻足过近5年的芦花荡。按说，回访这块留下我伤痛记忆的土地，是无任何快乐可言的；但是不知为了什么，日月已然轮回过去了儿十个年头，我却始终难以忘却那片芦花荡。这儿濒临渤海，解放前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北京市将其改建成洗涤罪犯灵肉的劳改农场，这儿便成……囚犯云集之所。

依然如故的秋风。

依然如故的荒凉。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惟一的变化，是一条津汉（天津到汉沽高速公路，将这方圆20公里的劳改农场一劈为二。当车子驶匕两旁皆芦苇的公路时，我能遥见芦苹丛中的高墙电网，却不知昔日身在哪个牢瓮之中。我们车子停在了监狱招待所后，这里狱政干部不得不充当我寻故的向导，带我寻觅昔日的残更断梦。此时已是黄昏斜阳时分，偶见芦華丛中的野鸟，被车轮声惊飞而起；又见放白的一穗穗芦花，在晚风中左右飘逸，一种往昔的沧桑感便油然而生：想当年多少知识分子，就在这芦花荡中像牛一般地耕作。1955年在胡风以“反革命罪”受到批判时，惟……个敢于挺身而起、并为之当众辩护的美学家吕荧，古典文学教授、屈原研究专家文怀沙，1957年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北大年轻学子谭天荣，清华化学系尖子陆浩青，当年北大数学系高才生一今天成为信息数学家的杨路，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韩大钧，老资格的党员记者戴煌、陈野，电影导演巴鸿，歌唱家徐公谨，青年剧作家杜高以及高级外语人才刘祖慰、刘乃元、杜友良……他们都先后来这儿劳改，在这片芦花荡里渡过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时光。

我首先寻找的是代号“586”和名叫“北砖窑”的两个驿站，那儿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殉难者的天堂。美学家吕荧葬埋在西部的“586”，在他临死前的几天，我去芦花荡拉芦苇，还有幸与这位大学者有最后的一面之缘。因而当我旧梦重温时，我想去看看当年芦花荡中的那座坟头。东区的“北砖窑”墓地，埋葬着来自清华的陆浩青、来自南开的熬乃松……他们都是我1957年的同类，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今天到这儿来访旧，如果忘记了这些精神先躯，那将是我对真理的背叛。十分可惜，陪同我去觅故的狱政干部告诉我，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那两个苦难者的天堂，已然不存在了……芦花荡里改建了许多养鱼、养虾、养蟹的水塘，往昔那个历史坐标，现在已无处寻觅了。对此，我十分遗憾，因为，一个生者对无辜死者的祭礼，只有通过我那双眼睛，遥望着那两个墓场的方向，进行心灵的对话了：

“阿门！你们精神永生！”

“历史已然证明了你们是先知先觉者！”

“安息吧，今天中国的社会实践，正是你们昨天的预言！”……

我料想不到的是：死者的殉难地没有了，我们昔日相濡以沫的囚瓮，也残破不全了。狱政干部告诉我，因为这儿临近唐山，在我们右派离开之后的1976年7月28日夜间，唐山那场本世纪的最大地震，波及到了这片芦花荡，大墙和监舍被震塌了不少。我们在60年代住过的监号，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保留下完整的原貌。车了东驰西奔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在一片断墙残壁旁停了下来。

“这就是你要找的‘584’。”这位狱政干部停下车子对我说，“你还能分辨出来这地方吗？”我呆愣地看了又看，终于从那残破的狱墙和壕沟的形象上，辨认出来这儿就是我要圆梦的遗址之一。

那是1962年的夏天，北京劳改局分布在各个劳改点的受难右派，无一例外都从天南地北聚集到“584”劳改分场。其原因是：1962年3月中央在了州召开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不仅给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还当众为写下过《洞箫横吹》一被定为右倾分子的青艺剧作家岳野平反。据右派家属传来的小道消息，陈毅在这次会议上，还特意为摘掉了右倾帽子的岳野举杯敬酒。在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冰冷气流中，突然从南方吹来了一股暖风，当然波及到了各个方面一劳改农场在这种季候风的变化中，便将分散在各个劳改队的知识部落，集中到了芦花荡中的“584”劳改分场。劳改队长并不讳言地说，上边有文件下来，让你们在这儿待命，是不是要对你们解禁，重新安排工作，我无可奉告。

始自诗祖屈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天生爱做梦的积习，此时又有一丝暖风吹来，在这几排残破的红砖房里，梦里出现的几乎都是重回人民队伍的相思症。所以这座几百名知识囚徙的聚集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欢腾，吹、拉、弹、唱的声音从监号里飞向了茫茫的芦花荡。每一支歌，每一首曲，都在抒发着受难知识分子对新生活的企盼，对未来如痴如醉的狂想。集中在这儿的，有1957年中箭落马的党政机关干部，有各行各业的业务尖子，更多的是来自北京各所髙等院校的学子……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每天必唱的歌是《歌唱祖国》。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当过郭兰英老师的歌唱家徐公谨带头领唱，一唱百和；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拍，都抒发着身处生活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纯真的相思。

1962年至1979年，历经了17个年头的苦苦等待，我们这些天南地北的游子，辗转地走了无数泥泞驿路和许多冰雪驿站之后，才还原到各自的母体之中。

梦！

一个漫长的相思梦！

牝时此刻，我两鬂斑闩回汸这片芦花荡来了，这儿留下片空旷和荒凉，只有正在放白的芦花，在秋风中亲拂着我布满褶皱的脸。它们是无知胜有知的钟情物，或许没有忘记我曾是这儿的一炅，每天穿梭于在这片无垠的芦花荡中，有时在它们身旁开渠，有时在它们身旁耙地……有一年夏天骄阳似火，我曾从万物之灵的人，向原始动物退化，居然演出过浑身上下没有任何一块布片遮丑，在骄阳下赤裸着全身挥锹挖沟的“戏剧”。

多悅的十月芦花，你还认识我吗？作为一块历史的活化石，在还原成人后20年的今天，我来寻你丫。与我一起来感受生活的青年作家邱华栋，从芦苇尖上掐了一穗白白的芦花，又顺风扔了，让芦花随风飘去；我则站在芦花丛中，重温芦花的缕缕柔情。在昔日蹉跎的岁月中，生活艰辛如铁，只有那朵朵放白的芦花，能带给我们一丝遐想，一片梦境。

记得在这块土地上，当秋季芦花放白时，我曾写下过两句怀念亲人的诗：蚀月芦花两相痴，不知月圆在何时。此时此刻，我又记起了它，并把这两句独白献给那些葬身于这儿的知音。而今，中国历史的蚀月时期早已过去，有幸活了下来的生者，没有忘怀你们。看那秋风中一朵朵相思的芦花，正在向你们垂首祭悼一那垂首的芦花，就是我两鬓斑白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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